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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6am金沙登录官网风粗人情学何以朝向当时,新

文章作者:古代习俗 上传时间:2019-05-13

  编者按:不断涌现的各种新媒体,正日益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人们日常的行为与观念;都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也为城市生活传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改变。这些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新变化,在以一种有别于我们所熟悉的传统的形态快速呈现于人们面前的同时,又正在通过传统与创造性之间不断的协商和妥协形塑着新的日常,也即以面向当下为取向的民俗学必须予以关注的重要对象。有鉴于此,我们组织了这个专栏,希望在引起学界同人对相关问题关注的同时,能进一步推动民俗学的研究朝着直面现实问题并力图为解决现实问题贡献思考的方向迈进。

  朝向当下,已成为越来越多民俗学者所认可和努力追求的研究取向,相关成果也日益增多。但是,民俗学的研究究竟应该如何朝向当下?在这方面,仍然还有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尤其需要更多围绕这一导向完成的有力个案。

代中国的城市化是与现代化的进程相伴随的,传统乡村民俗在消费社会和现代媒体影响下,逐渐朝向城市大众文化发展,并在数字化革命为特征的信息化浪潮中,仍在持续。

《民间文化论坛》编辑部

  显然,朝向当下既意味着研究范围的转变,同时也意味着对作为研究对象的民俗之理解的改变,以及研究方法在以往基础上所做的相应调整。在当代社会,不断涌现的各种新媒体,日益加快的都市化进程,都在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人们日常的行为、观念与生活方式,并使它们以一种既有别于我们所熟悉的传统又延续着诸多传统属性的形态,纷繁复杂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这些内容,都应该成为以面向当下为取向的民俗学关注的重要对象,以此为基础,才有可能进一步促成学科本身在观念和方法上的转型。而这一点,正是本期以新媒体和都市化语境中的日常生活与传统文化为主题组织前沿话题的初衷。

[摘要] 城市化是当代社会最大的变迁潮流,城市化带来的传统民俗变迁也是最为显著的。当代中国的城市化是与现代化的进程相伴随的,传统乡村民俗在消费社会和现代媒体影响下,逐渐朝向城市大众文化发展,并在数字化革命为特征的信息化浪潮中,仍在持续。民俗学一向以乡村传统民俗和国家视域下的城市民间文化为研究重点,在此形势下,中国民俗学的研究对象需要加以调整;同时,也需从琐细的、单项的、平面的、静止的民俗事项研究,转向特定语境下的文化整体研究,故此,提出民俗学的“时空转向”。


  作为一种有别于传统交流方式的新型的人的延伸,网络新媒体的普及,极大地改变了当代人的交往方式,也不断形塑着新的交流模式与人际关系。在形形色色的网络虚拟世界中,参与者采用的是一种与传统交流方式迥然不同的全新交流形式,面对面交流中常见的客套、寒暄、礼节等程序,以及紧张、羞涩、怯懦等种种可能的顾虑,都因虚拟空间所提供的匿名、隐身等诸多便利而荡然无存,参与交流的每个人因而处在一种与传统交往模式相比高度自由的交流环境当中。但是,这种新的交流模式,在打破传统模式中诸多规矩和约束的同时,却并非处于毫无限定的自由状态。除必然要受到所在社会相关法律的制约之外,它自身也会逐渐生成适合自己特色的新的规范和要求唯此,它才能够得到正常运转和延续。这些新的规范和要求,包括大量约定俗成的属于网络世界内部的新颖语言或符号体系,以及所有参与者共同遵循和维护的基本交往原则。它们一方面以一种亚文化的对抗姿态,传递着解构或颠覆传统表达方式与交流模式的决心,另一方面,在本质上,又是以重构的形式遵循和延续着传统的要求,其最基本的伦理秩序、交往准则,以及新的词汇或表意符号等,仍然是在传统的影响和制约下产生的。以新的网络词汇或表意符号为例,许多新创造的网络用语,其意义尽管可能与我们以往所熟悉的日常表达相差甚远,但在结构方式、基本意义要素等方面,仍然可以找到同相关符号过去的某种意义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反过来,基于虚拟空间而形成的新的交往模式,也在不断影响着现实世界的人际关系:一方面,网络交流正日益成为现实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网络交往的原则、方式(包括网络用语等),都正在日益从虚拟空间走向现实生活,逐渐融会为现实交流中的有机手段,虚拟空间与现实生活之间,由此日益处在一种难以截然分割的融合状态,并由此构筑了当代社会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复杂生动的面向。

当代中国处于从农耕文明快速转向城市文明的转型期,整个社会是一个急遽变化的社会,变动不居成为时代和社会的主要特点,文化领域也不例外,民俗学的研究也要契合这个特点。我国的民俗学长期以来都很注重乡村民俗,钟敬文先生曾明确指出:“搞民俗学当然着重在广大农村。这在许多国家都是一样的。因为农村里保存着更多的传统的文化、风俗”,“我国民俗学的材料多数在农村”,“我们的民俗学研究重视传统的、民族固有的文化,因而重视农村这方面的情况”。同时,他也表示,不能排斥对现代都市材料的搜集和研究,应该研究都市文化[1]。日益城市化的中国社会,标志以农村为关注重点的民俗学从此之后需要告别传统乡土社会,走入城市社会,关注由城市化带来的文化变迁。另一方面,中外民俗学家都认识到对民俗变迁问题研究的重要性。钟先生在中国民俗学成立大会上讲道:“研究过去近百年的社会出现了什么新的情况,文化风俗活动在这里起了什么变化,它同旧有的文化风俗有哪些不同……我觉得这些是很重要的问题”[2]。日本民俗学家高桑守史说:“迄今,民俗学的重点曾是通过变迁来研究民俗的持续。面对今天的急剧民俗变化,其研究方法与体制尚未充分。为了适应现代的民俗变化,民俗学需要对民俗学的目的、方法、概念等基本问题再行探讨,同时探索以变化为重点的民俗变化”[3]。但民俗学界还较少关注城市化背景下的民俗变迁,德国民俗学家鲍辛格在1961年曾指出:“民俗学几乎没有注意到由前工业的农民文化向技术时代的民间文化过渡”[4],故此,他对技术世界的民俗学研究引起了国际民俗学界的轰动。今天,城市化的程度以及技术和传媒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带来的民俗变迁也是有目共睹的,不仅在国外早已完成工业化、城市化的国家,在中国也是如此。既如此,我们有对此问题进行研究的必要。

  前沿话题 新媒体和都市化语境中的日常生活与传统文化:

  民俗学近年来的一大发展结果,就是研究者的目光不再仅仅局限于偏远的农村地区,而是越来越多地开始关注传统农村地区之外的生活文化现象,都市民俗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在承认和肯定这一转向的价值和意义的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不少相关研究成果,只是在研究对象所处区域上进行了调整,也即把目光从农村转向了城市,但所关注的对象本身,却并没有本质的变化。事实上,作为一个较新的视角,都市民俗学带给民俗学的,不仅仅只是研究区域从农村向城市的拓展,而更应该是有关民俗或民间文化概念的全新理解。具体而言,民俗不只是以往本质主义理解框架中古老的、乃至必须经过几代传承的文化现象,而更多的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具体鲜活的生活文化。其中既有在内容和形态两个方面都相对稳定地传承下来的事象,又有不一定能找到确定的历史原型却在观念基础和基本属性方面与传统一脉相承的事象。后一方面的事象,有的影响范围广,有的适应范围小;有的发挥着维护主流社会关系的作用,有的则以同主流社会相抗衡的姿态表达着小群体的愿望。无论如何,它们都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发明的内容,是不同群体的人们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把传统资源作为生存策略的一种创造性传承。

一、城市化背景下的民俗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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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上述这些现象及其中所蕴含问题的关注,将不仅有助于推动民俗学视角从传统向当下的真正迈进,也是民俗学深刻理解当代社会借助传统资源来应对种种现实难题的策略、进而为解决现代科技及现代社会治理体系同传统之矛盾提供可能方案的重要途径。

解读城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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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载于《民间文化论坛》2018年第2期)

什么是“城市化”?关于其定义有多种。除了城市化,还有都市化、城镇化等概念,在这里,并没有严格区分的意思,相反,是在一种宽泛意义上的使用。因为在中国大规模城市化之前,中国的都市其实也是乡村的延伸,整个中国文化的根基就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其文化类型与乡村区别不大。中国的城市与西方不同,中国古代的都城是诸侯的住地,直到近世仍然是帝王及其高官要人的住地,是政治性中心;而不像西方国家是经济和商业中心;而在近代以后,伴随着现代化和科技发展,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文明开始出现。 都市化包括多种理解。有乡村生活方式,也有移居城镇,人口转移而带来的生活变迁,还有很大一部分是乡村人口定期外出务工,阶段性的返回到乡村,并继续为城市提供劳动力,也就是开始新一轮的定期赴城市务工,成为城镇里的暂住客。都市化既包括居住在乡村而生活方式的都市化,也包括居住在都市而随之适应都市的管理和规范、生活节奏等的变化。 城市化不仅指农业人口转为城市人口,城市数量增加以及城市用地不断向郊区扩展,也意味着生活方式的城市化、现代化、科技化。换言之,乡村的城市化进程是伴随着现代最新科技发展和社会变迁的,城市化是与现代化相伴相生的。都市本身有一个动态发展和建构的过程,比如以前也不用自来水,而是井,以前也不住高楼和公寓,而是平房;以前城市的边界是有限的、人口没有这么密集和容量庞大;而今日乡村实行“村村通”工程,使乡村也同样拥有自来水、楼房、电话、电视、电器和较为方便的交通。所以,城市化往往也是现代化的代名词。 关于城市化的特征,有研究者对之归结为五个方面: 一是人口结构的分化,从事非农业的人增多;二是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农业经营方式从传统农业向外向型、商品化、现代化农业的转变;三是生活方式的都市化,人们的衣食住行和休闲生活向都市生活的转变;四是大众传播的普及化,推动乡村社会变迁;五是思想观念的现代化[5]。这五个方面,都势必对乡村原有的民俗传统造成深刻而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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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带来民俗变迁

(本组文章载于《民间文化论坛》2018年第2期)

4166am金沙登录官网,城市化带来的文化变迁,最突出的是生活方式的变迁。关于文化的定义很多,英国的威廉斯直接把文化界定为“生活方式”[6]。民俗学以研究日常生活世界为旨归,各种关于文化变迁的论述,大都涉及到民俗。从另一个角度说,文化变迁一定会导致民俗发生变易,其影响不仅在被城市化的乡村,对于现代城市和长期往返于城乡之间的外出务工者,也不可忽视。

1.农村人口过疏化带来文化传承断裂

日本曾经历城市化带来的农村民俗衰微。城市化使许多农村人口离开农村到城市去谋生,家庭主要劳动力外出。山区村落有的因修水坝而全村淹没,有的因修道路而土地被占,全村迁移到平原地带,于是出现废村现象,民俗发生急剧变化。“尤其是以村落为单位的共同活动、共同事业的维持日益困难。由于人手不足,已往每年不可缺少的氏神祭已不能完全按例进行”[7]。在我国,也是同样。1980年之前,农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人口占80%。由于户籍制度和单位制度的管理,农民极少移动,更难以进入城市,形成固定的、稳定的乡村。经过逐步的城市化,农业人口已经少于非农人口。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城市化率2013年已经到53.7%,按实际建筑面积计算,要远高于此。村落空壳化现象已很严重,民俗的传承面临危机。

民俗的传承因为男性的缺失,导致女性承担某些原来由男性主导的角色。比如,在西南苗族地区,芦笙被视为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化符号,在很多场合都需要有芦笙在场。但近些年来,很多地方的芦笙文化已经少有传承,只能是男性而绝不能有女性上手的芦笙,在城市化带走男性青壮年的村子就只能专门培训女性来吹芦笙。侗族长期都盛行村寨之间的“月也”习俗,原本是两寨男女青年之间的一种结交、了解进而婚配的交际习俗。但如今,寨子里年轻人都外出打工,留守的人们只好女扮男装,妈妈扮姑娘,活动的目的从联姻变成了自娱自乐[8]。这种情形不仅仅局限于民俗文艺活动,也发生在比如中元祭祖、村社集体仪式等等,一向由男性出面的民俗和礼仪社交只能是女性来接替。乡村的民俗活动的减少和被迫演变。另外,乡村的许多民俗活动因为人手不足,民俗传承被迫中断。

城市化还表现在一部分留守的农民,把土地出租给别人种,自己则从事其他非农产业。另一方面,由于新农村建设硬件设施的改善,以及近年来的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等的建设,使得过去处于偏僻山区的的村落与外界的联系越来越便利,不仅改变了村民日常生产生活的市场交换圈,也为城乡之间的的人力物力等各种资源的交换提供了条件,进一步促进了城乡生活的一体化或乡村生活方式的城市化。村寨居民向交通便利的地区集中建房居住的趋势。传统农业村社,村民是靠近生产田园分散居住,非高度集中居住;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公路边建房,房屋建筑也越来越趋于现代化,砖石结构、铝合金窗和钢丝门越来越多被使用。饮食和服饰等日常生活消费品,越来越多购买外来的成品或半成品,而较少自己动手加工。传统农村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和节俭的观念发生了很大改变。

2.城市人口流动频繁,多种文化杂融

有学者指出:“流动性的原因和后果逐渐地被认定为城市生活本质最重要的决定因素”[9]。因为经济全球化发展,各地的人口频繁流动,还因为不同国家的交往及其互相的尊重使文化互相吸引和借鉴,旅行成为现代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等,文化越来越呈现融合的趋向。许多传统民俗从民间流向上层、从国外流入国内、从乡村走向都市、从传统走向时尚、从自 我享用走向他者消费。

当代人们主要生活在都市化的环境里,人们交流和接触的机会很多,民俗在这里常常表现为时尚,从而失去了作为地域和人群的身份认同意义。流动社会的民俗融和表现在语言逐渐统一的同时,各地方言同时出现在一个大都市中。由于旅游的传播、媒体的传播,民俗的价值被发现,从而被赋予新的意义整合进都市生活中,传统民俗也可以重新流行开来。极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随着《舌尖上的中国》热播,导致地方的传统饮食演变成全国性的都市大众流行文化。各地不同的饮食风味随着人口的流动而流动,如嗜辣的饮食习惯伴随着外出打工的人口流动,逐渐向北、向东、向南转移,已经遍及原来并不嗜辣的北京、上海、广州等大都市。在上海这座新老移民汇聚的城市,许多餐馆饭店为了招徕来自各地而保留家乡饮食爱好的客人,在招牌上也打出了多种口味,比如“沪粤闽餐馆”或“湘鄂赣风味馆”,等等;同时,上海的西餐、东南亚各国风味菜馆也很普遍,并且地道。在这里,多元文化混融,本土传统民俗的踪影越来越少。

当代都市,文化变化成为一种常态,“时空压缩”成为了当代社会重要现象[10],由此带来的原来属于不同时空中的文化同时汇聚在一起。吉登斯指出现代性的一个主要特点为:社会关系从行动的地方背景去嵌入[11],“去嵌入”,意味着社会关系越过广袤时空重新组合。比如很多节日和礼仪习俗,在中国已经找不到影子或者不甚隆重,而在东南亚华人聚居区,却保存较为完整或原始。而在中国却也有西方文化中的许多元素。节日的互相借鉴,外来的节日和传统节日并置。中国的节日传到法国,在许多国家变成了公假。圣诞节、情人节、感恩节、万圣节传入中国,在青年人中广为流行。

3.新的生计方式诞生新的民俗

农村与城市往往呈现出相反的特征。传统农业社会中大多是以种养为主的生计方式和自产自销的交换形式。农民对土地高度依赖,主要的产出都寄托在土地上,日常生活和节庆活动都围绕农业生产,生活节奏依照农事安排进行,生产时间与自然时间高度吻合,按照谷物生长的周期安排四季生产生活,注重传统节日及其祭祀活动。城市人以工商业和其他产业为生计,严格遵守上下班时间作息和国家的法定节假日制度,习惯于一周双休的生活节奏,追逐现代流行时尚,奉行西方科技文明。乡村文化注重家庭和宗族的血缘关系和村里邻里的地缘关系,城市文明注重业缘关系,有整个社会的职业集团来满足各种需要。因此,城市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农民进城,不仅意味着身份改变,更意味着从事的职业改变,以往从事农业时所积累的经验和做法就此失效和失传。正如德国学者约舍夫·克拉佩尔在《都市民俗学》中所说:“血缘和地缘对保存民间习俗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流入都市就变成一种流失”[12]。这也就是说,乡村是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封闭性社会,由此而生成的各种民间文化,进入城市就失去了其魅力和生存环境。

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变迁

民俗是指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岁时节日以及庙会、祭祀、口头叙述等日常生活文化,城市化带来的变迁首先就表现在衣食住行日常生活方式的变迁,也就是作为消费文化的生活方式的城市化。消费文化是伴随经济形式而变化的,传统农业经济是围绕家庭进行生产和生活,而城市是通过市场来调节生产和消费的,不再依赖田园生产和养殖,而转为专门的工厂生产或服务业等,这些都不是传统的生产模式,人们从父辈那里继承下来的生计知识,也就是生产民俗内容不得不被抛弃。随着商品经济进入乡村,当代城市生活中商品意识和工业产品广泛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传统家庭生活方式解体,家庭内部传承的民俗逐渐衰微和走向变异。

衣食住行基本日常生活方式的城市化,首先表现在住的方面,居住地不再是乡村的独门独户,而是城市里的公寓式住房;其次,都市生活方式服饰追求时尚,不断推新的大批量的成衣生产替代了手工或个体裁缝业。在我调查的西南少数民族村寨,他们平常所穿的民族服饰成为一个重要的民族认同符号,如果回到村寨不穿本民族服饰,会有舆论压力,遭受排斥。而现在村寨里外出务工的人员在年节或重大事件时回家时,也不再穿民族服装。制作民族服饰的人越来越少,很多时候仅仅作为是旅游工艺品出售,而不是自我享用。第三,饮食民俗发生了很大变化。比如饮食结构发生了变化。以前,居民饮食结构单一;如今,一年四季都能买到新鲜蔬菜和到各种水果,各种新的食品源源不断的从各地运来,改变了居民的饮食结构。另外,饮食方式也逐渐开始复杂化,多样化。随着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家庭内传统的饮食烹饪时间减少而且日趋简单化;而工业化和分工社会化导致由市场提供便利食品,人们购买方便面、火腿肠、面包、蛋糕、矿泉水等成品或半成品的食品增加了,在外就餐的频次显著增加[13]。仅从食品消费来看,工厂生产的食品和外地生产的新鲜菜蔬,大大调剂了人们的生活,更改了人们基于传统农家生活的饮食结构和饮食品种。第四,城市里的交通便利,而乡村城市化的表现是村村通公路,许多人置备了摩托车、汽车等,一些村民专门跑运输、做买卖,加速了人流、物流的运转。

另外,传统生计方式本身也在发生变迁。民间手工艺,成为稀有资源,而使得传统的民间艺人成为工艺大师。传承从父子家族传承,沿袭,但又可能以学校培训和公司内部发展作为传承的手段。民间工艺本来为大众所欣赏和享用,现在更为专业化、艺术化,从副业和兼业变为唯一的生计方式。从事相关技艺活动者从农民走向职业大师。

社会习俗和思想观念的变迁

城市化或现代化生活方式之一是信息的便捷性。外界的各种信息迅疾在农村传播,传统农业社会的一些稳定性特征渐渐消解,从外在的物质生活到内在的思想观念都受到冲击。在我调查的地区,城市化带来的婚姻习俗的变迁,最主要是通婚范围的扩大。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以往基本限定在本民族,本地区内通婚,现在随着外出务工等流动生活方式,年轻人在外认识的对象往往是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甚至相隔遥远的人,此外,也有些是通过网络聊天等方式认识,而婚姻的形式也趋多样化发展。

生活内部的变化和空间的变化进而引起人们意识和价值观念的变化。比如,手机的日常使用,就增加了声音的世界。电视的进入,使人们共时性的生活在一个地球村中。乡村的人常常通过电视想象城市人的生活,效仿其着装,不断追寻着都市最新流行款式。同时,也导致各处的民俗迅速一致,从建筑到服装、到饮食结构和方式等等,最有代表性的是全国各地的民俗旅游景区,不仅模式雷同,而且所售卖的旅游商品也各处一个样。追求电视剧里的高大上生活,而不满足于乡村环境和乡村生活的物质贫穷,严重的会以极端行动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时空观念发生变化。城市里很长距离可以很快到达,地铁、电梯公共设施方便快捷,更不用说高铁和飞机连接国内各地和世界各国。很多农民常年在外务工,很少回家,家乡的观念淡漠,而对于土地没有感情。消费观念趋向城市化,比如嫁娶和孩子上大学等酒席,都会亲戚朋友聚集到县城或乡镇比较大的饭店举行仪式,甚至请人来摄像等。而在春节这样的大日子里,越来越多的人通过集市购买来替代传统的手工制造节日食品和其他年货。诸如此类的生活变化是既明显,又普遍,重新把农民塑造成市民,正如陶思炎所说:“新时期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打破了原有民俗的传承背景和自然演进的节拍,同时不断改造着传承主体,并以新思想、新知识、新信息、新眼界使他们成为文化新人”[14]。

同时,伴随外来资本和文化更早进入城市,以前基于共同地域而形成的集体意识淡漠。如日本学者所指出的,“过去因单一种稻所形成的村民的共同利害观,已渐为各个家庭的利害差异所取代,共同劳动习惯也难于维持。在氏神祭祀、岁时习俗、人生仪礼等方面所反映出来的村落的信仰生活因长期与村落的自然环境及繁重的劳动条件相结合而深人村民心中。但这时对神的依存心理也急速衰退”。

城乡空间的变化所带来的影响改变着家庭结构内部的伦理关系,并且也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观念和态度。农民一旦进城住进了高楼,他就不是农民了,而逐渐地被城市空间所改造。不仅仅是身份上的变化,他的生活习惯、行为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发生了改变。

总的来说,城市化等社会大环境造成民俗文化前所未有的变迁,许多传承千百年的民俗传统忽然消逝不见,但是由于物质文化的变迁要快于精神文化,因此,像衣食住行民俗文化的变迁更为显著;精神民俗,也就是许多民俗观念,虽然表面上也借助物质的进步和许多现代便利条件在发生改变,但是其核心内容却似潜藏的暗流,一直在往前流动,人们的民俗心理依然延续着。这就会保存和诞生新的类民俗——以一种大众流行文化形式出现。

二、民俗学的时空转向:从民间文化到大众文化

民俗学长期以来以群体确定研究对象,主要研究非官方或上层精英的普通民众所创造和享用的生活文化,在民俗学圈内,“民俗”与“民间文化”常常相等同,其民俗之“民”指的是主要生活在乡村的农民,但城市化使他们今后越来越多地居住在城市里,文化的主体更多是指生活在城市空间中的人,“大众文化、交通、技术、媒体、休闲时间等所有这些现代现象,现在都是城市生存方式的一部分”[15],也应该成为民俗学关注的对象。

当代大众文化的崛起

前述说明,城市化带来传统乡村民俗文化的变迁,也就是原有的文化基础被毁坏了;那么,在日趋城市化的社会中,民俗文化是否还存在?民众的思想情感以什么形式出现?传统的民间观念以什么载体传承呢?这些都是当代民俗学需要思考的。

1.乡村文化、城市文化、民间文化、大众文化的区别与关联

乡村与城市这两个不同空间里文化有何不同?费孝通先生建立的一套范式和框架,像乡土社会和城市社会、乡下人和城里人、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礼制社会和法治社会、习惯与契约,等等,惯常用来区分城市社会与乡村社会,用来区分城乡文化之不同似乎也适用。

进一步分析,我们还可以发现:都市主要是更具时代性的流行文化,乡村保留更多的传统民俗。前者因为都市生活的快节奏而常常处于快速变动之中,注重创新,更为开放、包容、多元;后者有保守性或者稳定性、传承性、同质性强。都市是随着商业贸易活动而兴起的,其文化本质是消费文化;乡村更多是生产型或注重生产的自给自足的文化。都市注重信息交流和知识获得,以文字和现代媒介进行交流,以现代科技新方法解决各种问题;乡村注重经验的传递,以口头语言表达和交流情感,以神灵信仰为主要的解决焦虑的方式。都市生活是讲究效率的,甚至是无情的理性的;乡村是节奏舒缓的,非理性和人文的。

民间文化与农民文化、乡村文化、传统文化、通俗文化、市民文化、流行文化既相区别又有联系。民间文化在以往被视为民族文化的根基部分,更多是与农民、乡村、传统相联系的;而在当代城市化社会,大众文化因为吸纳或涵盖了通俗文化、市民文化、流行文化、民间文化,而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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