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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进化,国家起源研究的若干反思

文章作者:文物发现 上传时间:2019-05-07

 早期文明的兴衰不是单凭两重证据法就能解决的,必须依赖多学科方法的协作。这种研究不但要了解文明起源的历史,而且要对起源的原因和动力机制作出解释。

考古学家与人类学家经常使用“文化进化”这个术语,习惯上是指人类历史上可以视为长期趋势的历史:从采集到农耕;从农耕到文明起源、国家形成;从农业文明到工业化乃至如今的后工业化社会;与之相应的人口增多,社会日益发杂与不平等扩大,以及技术进步。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历史学、社会人类学和考古学对国家起源问题的三种不同理解及其思考方式和兴趣所在,分析其欠妥之处,进而提出几点反思,以期能够对这一问题有一个更为深刻的理解。关键词:国家国家起源历史学社会人类学考古学反思国家产生是人类重大的文明成果之一,是社会步入文明时代的象征与标志,它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着重论述了“国家是怎样靠部分地改造氏族制度的机关,部分地用设置新机关来排挤掉它们,并且最后全部以真正的国家权力机关取代它们而发展起来的”的“经济内容”。因此,近50年以来,中国的国家起源问题成为了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随着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拓展,目前学术界对国家起源问题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点上。一、国家起源的演进形式或者说国家的产生模式尽管目前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表达形式,但总的说来,主要有以下两种:其一为部落联盟模式,这一理论模式主要来自美国人类学家亨利·摩尔根,在其著作《古代社会》中首次论述了这一模式的演进过程,其后恩格斯在吸收了摩尔根理论的基础上出版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在此书中,恩格斯赞同了摩尔根的理论,因此使得这一理论至今在人类学界享有崇高的地位;其二为酋邦模式,主要是社会人类学界为了弥补摩尔根理论的笼统、简单等缺陷,由美国人类学家赛维斯首先提出的,具体地说其是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即游团、部落、酋邦和国家。前三个阶段都属于前国家社会发展阶段,可以看出,这样设计的社会发展序列,使得前国家社会与国家社会之间的衔接更为紧密,由前者向后者过渡,也显得比以往的说明更加合理而易于为人接受,因此,赛维斯的酋邦理论得以在学术界很快地风靡开来,被认为是对人类早期社会组织及其进化的一种较准确的概括而被广泛应用于国家起源与形成的研究中。历史学界在充分学习并吸收了社会人类学关于国家起源的理论成果之后,形成了一套自身的观点:首先,历史学家研究国家起源时习惯性套用摩尔根、恩格斯的理论,采用部落联盟模式。谢维扬教授在《中国早期国家》一书中分析希腊和罗马国家产生方式时,认为这两者走的就是部落联盟模式的道路。其次,在历史学界,酋邦理论,蔚然成风,在先秦史论文中涉及到国家起源模式问题,“酋邦”是最常见的一个名词,历史学家运用并发挥了酋邦理论,在研究中国国家起源问题时,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早期国家说,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林芸先生首先提出的,在其著作《关于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提出这一概念,但其似乎并未从“国家”定义的角度,对“中国早期国家”作出界定;20世纪90年代初,何兹全先生在《中国古代社会》一书中,曾分别以“早期国家的出现”和“早期国家的形成”为题,对早期国家作了论述。其后王震中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的比较研究中》亦提出“早期国家”的概念。谢维扬先生在1995年出版的专著《中国的早期国家》;沈长云在《关于中国早期国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均强调了“早期国家”的概念,产生的时间和背景。最后有的历史学家在吸收酋邦理论的基础上还借鉴了社会分层理论并将聚落考古学与社会形态学引入了历史学领域,提出了聚落形态演进三阶段说。王震中在《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认为国家的演化过程是由“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形态发展为社会初步分层的中心聚落形态,再发展为都邑国家形态。”在历史学家和社会人类学家纷纷加入这一争论之中以后,考古学家也不甘落后,著名的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997年)意义最大,提出了6个区系文化类型取代以前的中国文明起源的一元模式,将它们看作是中华文明起源多元的起源中心,并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和古国,以及古国、方国和帝国的国家演进模式。苏先生的这一理论取得了考古学界的普遍赞同,并成为研究国家起源问题的主要理论模式。西汶艺术网二、国家产生原因这是关于国家起源问题中第二个争论的焦点,社会人类学家对国家起源的原因理解也不趋一致,泛泛说来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称之为“冲突论”,一部分人类学家认为是由于社会间的冲突,正规地说就是战争促使了国家的产生,这其中以赫伯特·斯宾赛为代表,他是十九世纪后半叶最杰出的社会间冲突理论者,且也是造诣最深的一位。与此同时,纳德尔和奥格两人也赞同和坚持这一理论。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一理论中还包含了以恩格斯为代表的“阶级斗争论”的观点。这一观点也是被用于解释国家产生原因的重要理论之一。阶级斗争其实质也是冲突论的另一种表述形式。另一方面称为“整合论”,关于国家起源的非冲突理论很多,将其归拢起来,合称为“整合论”。这主要是强调几个因素中的一个或是另一个,这些因素有抗御不断威胁一个社会的离心力或分裂势力的功效。这些因素可能是直接和有意制定以促进群体整合的法律手段,也可能是组织上的善举,如成功的军事力量、经济专业化、再分配与长途贸易以及修建水利灌溉系统和寺院等这类公共工程。这一理论以亨利·梅因爵士和罗伯特·H·洛伊为代表,而后者在其著作《国家起源》中就直率地反对国家起源的征服论。在社会人类学家纷纷发表关于国家起源原因的理论之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也纷纷加入了探讨者的行列,从整体上看,其观点主要分成两派:其一,认为社会间的冲突如战争是导致国家产生的直接原因。这正如王震中在《炎黄尧舜战争早期国家形成的机制之一》一文中所论述的,尧舜禹时期的战争,均直接地促进了国家的形成,同时以出土的考古学材料为佐证。其二,相当大一部分学者,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考古学家均认为社会生产力、社会分工的发展,经济进步是国家产生的真正原因。这主要是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影响。页码1 2 <

  当今国际的文明与早期国家探源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领域,结合了社会科学通则与历史学个案的研究。而在我国,这一课题仍然主要由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来承担,因此表现出较强的传统国学倾向和较弱的社会科学特点。

人类思想中社会进化的方向问题由来已久,至于是向好的方向还是向坏的方向改变则有所差异:按古希腊、罗马的思想,人类从早期的黄金时代开始不断衰落,与之可以相提并论的是基督教的观念,人类将走向末日,需要得到拯救。但是最有影响的思想还是19世纪提出来的,尤其是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观点,他们深受摩尔根的影响,人类社会发展是从蒙昧到野蛮,再到文明。

  探究世间万物的来历是人类的本性。古希腊哲学家就把国家和文明起源作为探讨的对象。在中世纪,西方文明起源是通过《圣经》表述的,它使得进化思想没有立锥之地。

进化具有方向性的思想是19世纪后半叶考古学背景知识的核心内容,20世纪上半叶它还不那么突出,但是也有例外,其中最杰出的要数柴尔德,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柴尔德认为古代近东文明刚开始时时不断进步的,后来由于独裁统治与控制,社会发展停滞,日益僵化。而其他地区有了新的进步,他认为青铜时代近东把技术发展的接力棒传给了史前欧洲社会,而欧洲青铜时代的金属制造者独立发展出了古希腊的民主制度,并最终创造了工业革命。

  启蒙运动提倡进化的视野。在考古学领域,丹麦学者汤姆森从技术发展来构建人类的史前史,导致了三期论的诞生。在社会科学方面,法国思想家米拉波首次用“文明”形容社会发展的最高层次。19世纪,摩尔根提出经典的直线文化进化论,将人类社会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三个阶段。摩尔根的论述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促使他们探索国家的成因,并努力以进化思想来构建前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模式。根据摩尔根和马恩的论述,苏联学者提出了一种人类社会直线进化模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18—20世纪初,文明探源大体上是一种规律性的研究,而且带有明显的直线进化论色彩。20世纪上半叶,博厄斯学派开始占据学界的主导地位,它否认人类社会的发展存在普遍规律,反对社会进化学说。在历史学领域里,兰克学派主导着国际史学潮流。它强调用史料来重新认识历史,反对规律性阐释。

北美地区两个重要任务把文化进化的观念带回了舞台中心,一位是人类学家朱利安•斯图尔特,他强调解释特定社会的适应变迁;另一位是莱斯利•怀特,他恢复了基于世界范围的广义的进化观点。怀特的文化进化论思想立足于不断提高的能量生产水平,而问题是如何把这种思想与单个社会的分析结合起来,确定它在进化路线上的位置。艾尔曼•塞维斯提供了答案,他提出可以通过考察不同社会结构社会的能量投入水平来测量一个社会所能利用的能量。他用四个连续的不断走向复杂的社会类型来代表社会结构,他们分别是游群、部落、酋邦与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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